乡愁  是一朵漂浮的云

郑卫东

小时候，/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/我在这头，/母亲在那头……

余光中的《乡愁》曾写出多少游子的心事，以至到了现在许多人说到乡愁，首先想到了这首诗，而忘记乡愁的本意。而上千年来，历代文人思乡的诗词，超越余诗的多不胜举。贺知章《回乡偶书》中就一句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就已经让久别的游子感叹。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成千古名句。

我虽然出生在沈湖村，因小学只在村里读了三年，后来小学四五年级到长桥中心小学，初中在三合中学，高中在嗓县中学，当时基本上每周都要回沈湖。及至上了大学，因为父亲住在镇上，只有过年时才回沈湖。回村的次数少了，最大的遗憾是，比我年长的慢慢变得不认识了，比我年少的，更无法相识了。去年春节、今年春节在沈湖村，都有小学的同学相遇，我只能依稀从他（她）们步入中年的面容中追寻旧时的模样。

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移居乡下，这也增加了我回村的机会。这几年，春节清明总要回村，其他节日与暑假也偶回家几天。对沈湖的记忆，总算在慢慢清晰，但要全部补齐也不可能。长山冈、杨梅山、上湖、下湖，我今天仍可以在茶余饭后去走一遭。但它们早已不是我儿时的风貌。

浙东乡村的传统，虽每村都有自己的规矩，但总体来说，方圆几十里都有大致相同的习俗。进入腊月，家家开始筹备过年物品;腊月二十三，祭灶君（灶司菩萨）；腊月二十四，禅尘（大扫除）；除夕，吃饭前敬菩萨、祭祖宗。大年初一，一般要去坟头给去世的亲人磕头。我记不清小时有没有这个习俗，我猜想，这一习俗是近年来形成的，因为现今村里许多人过好年就外出打工，不可能在清明、冬至日回家，所以选了初一这个日子作祭日。

而被我记忆的习俗还远远不止这些。

“春天采嫩叶，捣烂去汁，和粉作糕，称黄花麦果糕”，周作人《故乡的野菜》中的野菜“黄花麦果”，是我小时常吃的。

“农人在收获后，播种田内，用作肥料，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，但采取嫩茎渝食，味颇鲜美，似豌豆苗……”，周作人所说的是“紫云英”，我们称“草籽”，上海人叫“草头”。以前冬天沈湖村，农田中，一半是小麦，一半是“草籽”。春暖花开时，“草籽”花开，田中都是飞舞的蜜蜂，空气中都是春天的气息。那时的大人给放牛娃关照最多的是别让牛多吃“草籽”，因为吃多了牛会撑死。如今沈湖村的冬景，早已没有了成片的“草籽”地，大片的良田，在冬天是空闲的，因为没有人有空去种了。更为遗憾的是，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，没有一头牛了。如今的沈湖儿童，早已不知道骑在牛背上是何种感觉了。

清明，是传统习俗的重头戏。清明最开始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，它是在春分后半个月，此时春色已浓，阳光明媚，杨柳垂丝，绿草如菌。正月灯，二月鹤，三月上坟市里看姣姣。东汉王充《论衡・四讳》:“古礼庙祭，今俗墓祀。阳春三月，蛰居了一冬的人们。多到郊外踏青兼扫墓，故演成了上坟市。”清明上坟，不能没有“艾青饺”。取洗净艾叶稍煮一下，加入糯米粉，以猪油、白糖、芝麻、松仁、核桃肉、百果为馅，捏成僧帽状饺子，蒸熟后即为艾青饺。可惜现在上海卖的“青团”却没有我小时的那种香气了。

绍兴关于“人事”的习俗很多。如婴儿出世满月之日，有剃头习俗；婴儿出生后至一周岁生日间，有择吉“抓周”之俗。小孩年满一周岁，俗称得周，小孩初至外祖家，外祖父母、舅父母一般须送“老婆(读“婚”)鸡”。

最为重要的事是婚娶。这里面的规矩太多，仅举结婚当日为习俗。婚日，男女双方均大办喜酒，宴请宾客。男方发轿迎娶前，办“发轿酒”、“暖房酒”。婚礼日俗称“好日”，须办“正酒”。中午，女方办“女酒”，邀女方亲友参加喜筵。晚上，男方设筵，老丈人、舅爷循例坐首位，新郎、新娘均须向尊长、宾客一一敬酒。

我们老家，按虚龄计岁，50岁起均由儿孙于寿诞之日祀神祭祖，操办寿酒。如今，庆寿习俗犹存。但无祀神祭祖之举，多在寿诞日办寿席，分送寿面、寿馒头、寿糕等。

当然，保留至今的最有全面、又最讲究的习俗是丧葬礼仪。《论语学而》:“曾子曰：‘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，追念久远的祖先，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。虽然繁琐的程序中有过多糟粕混杂其中，但这里面实际上有许多可取之处。现在有人把丧葬传统作为聚集民气的渠道，似乎有些道理。乡俗于病人危殆时，必聚集亲友，以作诀别。去世后，孝子身穿素服，另有一人为之撑伞，并持银锭纸钱哭赴附近土地庙行礼焚烧。灵堂除挂孝帘外，尚挂白悟、遗像，点白烛，燃安息香。死者脚后燃油灯，俗称明灯或脚头灯。入殓前，长子穿死者外衣，另一人为之撑伞，共赴河沿或井边，”叩拜水神，往水中投一铜钱或硬币，舀水一捅而归，为死者“冂浴”。出丧多在早晨。起灵前，须于灵枢前设供祭祀，称“材头祭”。扛棺时，须先摔碎置于材头之碗。出丧时，棺前有纸扎“开路神”及“引路悟”。丧者列队前行，于队前“撒买路钱”。同时，沿途敲锣，每组十三记：前十记间隙略长，后三记连续。出丧队伍须循原路返回。此时仍敲锣引路，唯单声敲锣间隔时间略长。长子撑伞捧神主或遗像在前，其他送葬者随后。抵家后即供神主或遗像于厅堂，并设祭饭祭祀。送丧者须洗脸，梳头，饮糖茶。至此，葬礼结束。逝后每隔七天，即行祭礼，俗称做七。“做七”凡先后七次方止，第七次俗名“断七”。

在绍兴，赴丧宴叫吃豆腐饭，赴喜宴叫吃喜酒。我记得最深的宴席中的十碗头：第一碗是小炒，称“洋菜”，第二碗是“三鲜”，第三碗是东坡肉，第四碗炒时件，第五碗揉肉皮，第六碗扣鸡或扣鹅，第七碗炒什锦，第八碗“扣肉”，第九碗熬肺，第十碗醋鱼，也称“醋馏鱼”。

《礼记》中说“君子反古复始，不忘其所由生也”，长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宗族观念，形成了人们的血缘关系，聚族而居的生活秩序使人们更看重血缘与宗族的延续。血缘是稳定的力量，“‘生于斯、死于斯’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”。

如今的许多80后、90后，不是为高考而进城就学，就是随父母打工在“民工子弟学校”读书，成人后，不是进了城市工作，就是像父母一样在外打工。他们这一辈，很少记得这样的习俗了。偶尔回家，无非是放鞭炮、吃吃饭而已，我不知道，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消亡。

儿时的伙伴当中，算得上最有乡情的寿梁了，如今他事业有成，为了寄托乡思，在上海办了以沈湖为名的“沈湖生态农庄”，身在上海回了家乡。于今总算可以天天晚上在“沈湖农庄”品他自己命名的“绍兴可乐”（黄酒）了，醉了可以在草坪上醉卧，半醒兰梦中还可写一些他得意的思乡诗；他“任性”，可以将每一首诗铸刻在石上，一块一块地布置在农庄里。可他在真正的沈湖村，却已没有半瓦片砖。一个永远的沈湖人，只能将乡愁飘在空中。

我的乡愁，一是思念，思念记忆中的家乡，感叹自己身回不到故乡，心灵也无法在异乡安身，是一种空灵的愁。二是忧虑，忧虑乡村不全是梦中的家乡。忧虑它正在变成越来越市侩化的乡村。那些串联起传统、民俗及至核心价值的东西正在消亡，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。

在浙东新农村中，一幢幢新建的小楼前，手机、网络、汽车都越来越普及，但环境也备受破坏。农村房子拆了又建、建了又拆，没有统一的规划。昔日的山林田地，不是变成了开发区就是居民区。有时，一条高速公路切断本是相邻的两家人，要见个面须得绕过十几里地。

村子里没有了学校，新建的居民又造了围墙。孩子们互不相识，新的一代将是没有“发小”的一代了。我小时候还可以在本村本乡读小学初中，可现在村中的学校基本绝迹。以前村校中的老师，是村里最受尊敬的人，现在在乡村中小学任职的，绝不会成为最受注目的人。

如果将乡村变为城市散落各地的纯居民点，则是可悲又可怕的。这里的纯，是指一个村只有一幢幢楼房，没有学校、医院、文化设施，更不可能有公园绿地。村落是精神贫困的沙漠。

中国历史上，从乡村外出从商的、从政的，年长后常“荣归故里”、“辞官回籍”，这一传统使在外的游子心中有根，做事有矩，不至于无法无天。另一方面，贤士精英回籍，能建设乡村、引领风尚，造福一方。

关于乡村建设，曾被多少志士梦想与实践，梁漱溟、晏阳初、费孝通都有一套理论与实践，当代于建嵘、陈桂等写过专门论著。但乡村建设仍待进一步探索。

乡村的良序决定了社会的良序。对于传统的文化，其精华都是应该保护的。

如今的沈湖村，“沈湖人”越来越少，“乡愁”中的沈湖人却成了无根的游子，如我一样，漂在异乡。余光中的乡愁是邮票与船票，我的乡愁，却是一朵飘浮的。